J9九游会首页多省开始严查围标串标“蝗虫式”围标遭起底项目招投标过程中存在串通投标等违法违规行为。目前，检察机关已以涉嫌串通投标罪对陈某某等人提起诉讼。

　　根据门移交的相关证据材料，参加该项目投标的部分企业存在串通投标、约定中标后将工程转包（或违法分包）等违法违规和扰乱建筑市场秩序的行为，涉及以下16家企业：浙江八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永泰建筑工程公司、厦门源昌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厦门思总建设有限公司、中城投集团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原名：中城建第六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市嘉颐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福建三建工程有限公司、恒亿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九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福建联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桃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江西中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市吉兴集团建设有限公司、长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六建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鉴于该案件已超出行政处罚时效，经研究决定，对上述16家企业予以通报批评，并按照《厦门市建设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厦门市建筑施工企业信用监管行为信息操作规则与标准的补充通知》（厦建筑〔2018〕67号）有关规定，对上述16家企业记录信用监管行为P6档次一次（建筑市场监管类别）。

　　……，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及监管机构要加强招投标活动及标后监管和执法力度，对建筑市场和施工现场监督管理中发现的串通投标、买标、卖标、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列入“黑名单”；并根据行政处罚情况，记入信用监管行为记录；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查处。

　　杭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和滨江区住建局发布通知，12家企业因涉嫌“围标串标”，被暂停参与滨江区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事情原因如下：

　　近期该局立案调查“沿江绿化及周边环境提升改造整治工程(滨文支路-浦乐路北)一期、二期”工程涉嫌串通投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自本通知发文之日起，暂停以下单位参与滨江区内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

　　8月28日，从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获悉，今年以来，共有184名当事人被省公共资源招标投标信用信息平台曝光，其中101名当事人（个人或单位）上了黑名单。

　　今年5月，宜昌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在一次招投标活动中通过技术手段发现，湖北某塑业有限公司的投标文件，与另外两家公司的投标文件是在同一台电脑上制作完成的，该公司被认定“串通投标”，记12分。

　　而此前，该公司去年9月也曾因同类行为被记12分，最终该公司上了全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黑名单，将不能参与所有投标。

　　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已有5家企业在我省被取消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投标资格，时限从半年到两年不等。

　　如江西新余市某建设集团，曾因串通投标被上海市相关部门处罚，今年5月，该公司在十堰市参加投标时，因仍在处罚期内，被资格审查委员会否决。

　　守信企业，则会在招投标中得到奖励。今年5月，湖北紫来建筑有限公司参加京山市周家台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投标，该公司因荣誉称号多，信用报告等级高，被评标委员会推荐为第一中标候选人，最终中标。

　　荔城区北高镇乡道Y052埭笏线栏山至岱峰路段晋级改造路段工程及荔城区北高镇县道X205黄平线坑园至北高车站路段晋级改造工程，工程预算价2686万元。

　　在评标的过程中，专家组发现福建某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等2家投标单位投标文件和福建九卿建设有限公司等17家投标文件内容出现明显雷同。

　　当地驻市财政局纪检组根据相关信息，督促市交通运输局查处该案件，没收投标保证金892万元上缴国库。

　　你我身边有些金额动辄以亿计算的房建、道路等项目，正是围标团伙角逐的猎物。有的串标人花费200万元运作“围标”，获利1400万元，回报超过600%。在部分地区，一些团伙通过串联的方式排挤合法守信的企业，饿死同行，不与之同流合污的公司很难中标

　　“他们像蝗虫一样串联起80多家公司‘围标’，中标后把项目卖了1400万元，回报超过6倍。”办案人员的桌上堆放着数沓厚厚的案情材料，勾勒出一个隐秘的围标江湖。

　　自去年以来，全国多地警方出手打击串通投标犯罪，成效明显J9九游会首页。有的地市半年间便侦破案件100余起，项目标的金额超过66亿元。

　　动辄以亿计算的房建、道路等项目，正是围标团伙角逐的猎物。农民工欠薪、“豆腐渣”工程等一系列问题，也可能与“围标”有关。金钱之上，还滋生了一批职业串标人，他们堪比这个领域的“职业杀手”，制造了一个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故事，正如业内俗语所言“围标累死自己、饿死同行、坑死百姓”。

　　“围标”通常是团伙作案，如聚众火拼，动静大的一方能组织近百家企业“垄断”项目投标，小的也能拉来十余家企业撑撑场面。他们分工明确，比如有专人代缴投标保证金、为投标制作标书、为他人到场投标等。

　　2016年，彭有平盯上了中部某县一条省道改建工程，其中一个标段的工程预算为4900余万元。为把这块蛋糕收入囊中，他找到围标界颇有名气的邹强帮忙“围标”，并承诺支付高额酬金。

　　邹强的主要工作是尽可能多地笼络符合招标条件的企业加入自己的团伙，从而排挤竞争对手。“现场来开标的企业有40多家，还有一部分企业没到场但收取了邹强等人的好处费后放弃投标。”

　　办案人员介绍，能来现场的公司可分得好处费约5万元，不来参与投标的公司也可以分到3万元。经过运作，彭有平等人成功中标。然而，他并没有完全兑现向邹强等人许诺的酬金，由此遭到举报，并在当地打击串通投标违法犯罪的行动中落网。

　　在全国各地警方破获的众多串通投标案中，像这样成群结队“蝗虫式”围标的不在少数。“这些团伙长年盘踞在一地，掌控了诸多有资质企业的资源，与众多工程建设领域的公司结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只要有利可图，就群起攻之。”办案人员邓增华介绍。

　　有江湖，自然有派系。一些地区常常聚集着数个“围标”团伙，他们各占其地，各有势力范围，凭借强大的资金实力、组织有资质的公司等能力，对当地公开招标的项目进行围猎。

　　主要的团伙间由于深知对方实力，一般不会产生正面冲突。彼此行事又各有特色，例如有的团伙手段暴力，常常对竞争对手施以威胁、恐吓；有的团伙则精于算计，手段隐蔽，显得较为“文明”。

　　这些团伙成员被警方称为“职业串标人”。他们是近年来新出现的违法群体，自身不经营公司、不具备投标方资格，却能在幕后操控其他企业，往往通过挂靠或借用资质的方式参与招投标，以第三方的身份成为投标者相互串通的纽带。

　　他们犹如这个隐秘江湖的职业杀手，过人之处在于，能第一时间嗅到猎物的气味，并迅速组织围猎。2016年7月23日，中部某地一返迁安置房工程在网上公布招标，工程标的金额高达2.5亿元。

　　得此消息，以钟金亮、刘大勇等人为首的团伙闻讯而动，立即着手联系多家符合条件的公司报名投标。其中，钟金亮联络控制了10家公司，刘大勇联络控制了19家公司，朱有权联络控制了12家公司，共有41家建筑企业参与此次围串标。

　　他们向每家公司支付了2万元至8万元不等的“委托费”，要求这些公司派人参加投标，中标后再将工程交还自己处理。

　　旁观者难免心生困惑，是多大的利益在驱动着这一切?根据业内“行情”，团伙“围标”成功后会将中标项目按标的额的4%至15%的价格卖出，有的串标人花费200万元运作“围标”，获利1400万元，回报超过600%。

　　在部分地区，招投标市场甚至形成了一种垄断。一些团伙通过串联的方式排挤合法守信的企业，饿死同行，不与之同流合污的公司很难中标。

　　有时，招标现场更像是角斗场。“资质”既是入场券，也是用于厮杀的武器。“谁掌握的资质多，谁就在‘围标’中占据优势。”杨先光是安徽一家建筑公司在江西市场的代理人，他深谙江湖潜规则。

　　通常，每个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标文件都会对投标人的资格作出相关规定，若想投标，企业必须具备规定的资格条件。有的人看到其中的商机，便专门做起了向围标人供应“资质”的生意。

　　一些具有施工资质的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不再去承揽具体的工程，而是出卖“资质”供他人投标。这些企业出借“资质”的行为，业内称为开“介绍信”。工程标的金额大小以及对施工企业“资质”要求的高低决定了“介绍信”费用的高低。

　　根据近几年的“行规”，亿元以下的项目“介绍信”费用为2万元至3万元，亿元以上的项目为3万元至10万元。“有的项目对施工企业的业绩和施工资质要求很高，介绍费也会相应高出许多，我们知道价格最高的可达60万元。”办案人员程华说。

　　“单独去投标就像买彩票，常常有亏无赢。”杨先光曾在中部某地投标四次但都铩羽而归。据他测算，每次到外地投标，其中人员差旅费用就需两三万元，此外还需缴纳高额的投标保证金。在经历数次投标失败后，他转而向他人出卖资质。

　　与其站着投标亏钱，不如躺着出卖资质赚钱，是许多外地企业的通行做法。“总公司会以承包制的方式在一些地市开设分公司或办事处，你只要向他们缴纳数十万至百万元不等的承包金，就可以代理相关业务做起出借资质的生意。”邓增华说。

　　代理人和职业串标人逐渐形成依赖共生关系。串标人日常的“主业”就是和代理人打交道，请他们吃饭、娱乐。“对他们而言，有标要围的时候我们能为他所用；对我们而言，这样赚钱来得容易。”杨先光说。

　　“许多工程项目都是当地政府的重点工程，有的即使发现了中标企业有转包或违法分包行为，但碍于项目推进进度，相关部门也难以制止和处罚”

　　“围标组织者是扰乱招投标市场的源头，串通投标直接造成了转包和非法分包。经过一系列围标操作，下游施工方的利润被层层剥削。”中部某地市交通运输局高级工程师闵斌介绍说。

　　围标团伙攫取了本属于承建单位或者中标企业的利润，承建单位或者中标企业想要获利就必须压缩成本，这也催生了许多豆腐渣工程和不合格产品。

　　例如，2012年4月，济广高速一路段改造工程现场曾发生一起坍塌事故，导致6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486.9万元。经查，工程的施工方无任何建造资质，作业人员竟无一人具有行业从业技术资格证，甚至从包工头到建造师等多人，均为仅仅懂得雕刻技艺的画工。

　　调查发现，这起事故与施工单位资质不合格、监理单位缺位有直接关系。由于相关制度不健全，受不法利益驱使，一些施工、监理单位往往采取转包、挂靠等形式进入市场。

　　此外，极低的犯罪成本更让职业串标人有恃无恐，不少嫌疑人都是“惯犯”。我国刑法规定，串通投标罪的最高刑期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嫌疑人侥幸完成一起较大工程的串通投标，其获利通常高达千万元，三年有期徒刑并不足以对其产生震慑作用。”程华说。

　　标后管理失序也助长了串通投标犯罪的猖獗。“许多工程项目都是当地政府的重点工程，有的即使发现了中标企业有转包或违法分包行为，但碍于项目推进进度，相关部门也不敢制止和处罚。”一位业内人士透露。

　　此外，进一步规范投标保证金设置，压缩专业投标公司生存空间，增加“围标”串标成本；创新招标方式体现择优原则，加大信用评价机制的运用，提高优质企业中标概率；加强招标文件审查力度，规范招标条件设置。